有人将袁世凯不杀溥仪与历史上的弑帝篡位类比。纵观中国历史上篡位而弑故主的，基本上都是因为不够自信。周武王伐纣，纣王自焚而死；秦灭东周，迁九鼎，但并未对周赧王下手；秦末大乱，项羽杀秦帝子婴备受非议，对于项羽这样的莽夫英雄来说，这样的举动貌似也说得过去。王莽篡汉，孺子婴并未被杀；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寿终正寝；魏元帝曹奂被废之后还安稳地生活了近四十年。
真正举起篡位弑君旗帜的是草莽枭雄刘裕。王夫之猜测他杀晋恭帝的原因是“宋武之篡也，年已耄，不三载而殂，自顾其子皆庸劣之才，……故欲为子孙计巩固而弥天下之谋以决出于此。”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做法被之后的齐、梁、陈、北周、北齐、隋、唐、五代所承袭。故而王夫之感叹道“恶莫烈于弑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弑则自宋倡之。”只有下一个宋的宋太祖，破例地保全了后周恭帝柴宗训，并且还传言留下了“保全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的祖训。
再来看辛亥前后的袁世凯，他的境遇可说是如坐过山车般起伏。革命军既起，清廷在军事威胁下无奈重新启用罢归彰德的袁世凯，袁世凯本为长袖善舞之辈，又握有强大的北洋军，在革命党与满人之间左右逢源，按南征前王锡彤的话来说，“凡事留有余地”。对于当时的偶然事件如吴禄贞、张绍曾剿袭后路的密计等，亦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地得以顺利度过，从而在南下时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
但掌握主动权并不意味着袁世凯有帝王般主持生死的权力，南北调停，中间干系甚多，头绪繁杂，最后方案为各方妥协之结果，绝非袁篡夺革命果实等教条话可一语蔽之。问袁为何不杀清帝，还不如问袁为何不挥北洋军一举南下荡平革命政府，再北上灭掉清朝，其实都是纸上谈兵而已。
立宪派为袁世凯在辛亥之际的强大后盾，但双方绝无上下级统驭的关系，倒不如说因利而相合。立宪派重要领袖之一张謇早在袁世凯尚未起复时就专程去彰德晤谈，青眼相加，袁世凯亦表示将来如再起，定认真考虑张的意见，其实质为一桩袁世凯与立宪派间的政治交易。国内立宪派以士坤为中坚，又通过程德全、汤寿潜控制富庶的江浙，实力实不逊于北洋军人与革命党。当时立宪派已在约法等问题上对满人深深失望，宣统的退位诏书就是张謇起草。袁世凯一心希图控制最高权力，不希望有皇室碍事，双方一拍即合。而推翻清廷同时也是南方革命党人的底线，否则这场革命将毫无意义。流亡东瀛，远离政治中心的梁启超等虽主张虚君共和，但已于大局无补，清室逊位已成必然。
在清室待遇的问题上，几大势力其实也没有本质上的分歧。
袁世凯爱惜羽毛，他曾对外国记者声称不愿薄情寡义，背负清朝的恩情，背地里却在加紧催促隆裕太后逊位。对袁世凯来说，篡夺的恶名他尚且不愿背，杀害清室这种事当然不在考虑范围内，更不用谈立宪派必将强烈反对。
革命党人孜孜于推翻清朝，而对皇室成员个人的处置方式并无执念。所以，其实在南北议和的诸多问题中，优待清室是比较早达成的共识之一。早在辛亥年十一月，段祺瑞近随靳云鹏等就与廖宇清商定北方持优待清室意见，次月廖秘密出使南方时，黄兴方面代表对此未提出意见。后来优待的具体条款也是当时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起草的，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实无分歧。
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由汪精卫主要负责起草，经临时参议院修正，其中开列了保留大清皇帝尊号以及溥仪小朝廷暂居紫禁城等八项内容。退位前袁世凯没有弑君的必要，而退位后也同样如此。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如愿以偿地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其主要矛头均指向南方的革命党，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中均是如此。满清皇室早已无实力与北方的北洋政府以及南方的国民党相抗衡了。
综上所述，在清帝退位前后（到袁世凯去世），溥仪及其满清皇室均没有实力对袁世凯产生实质性的大的威胁了，不仅没有被杀的理由，袁世凯也没有要杀他们的理由了。
回顾民国肇始，千头万绪之际，鼎革竟然以基本不流血的方式落下帷幕，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政治的要义在于各方的妥协，如果一方大获全胜，那么这样的政治交易肯定是有问题的。遗憾的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中国近代的问题终究要通过枪杆子来解决，但这不能否认当初中国人在共和道路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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